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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Scheese)在各自有关自然法学的切磋专著中

浏览次数:178 时间:2020-02-27

自然文学(Nature Writing)不同于西方文学史上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它是源于17世纪,奠基于19世纪,形成于当代的一种具有美国特色的文学流派。从形式上来看,它属于非小说的散文文学,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从内容上来看,它主要思索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简言之,自然文学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以第一人称为主,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者由文明世界走进自然环境那种身体和精神的体验。

自然文学主要特征有三:一、土地伦理(Land Ethic)的形成。放弃以人类为中心的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地位,呼唤人们关爱土地并从荒野中寻求精神价值。二、强调位置感(Sense of Place)。如果说种族、阶层和性别(Race,Class and Gender)曾是文学上的热门话题,那么,现在生存位置(Place)也应当在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三、具有独特的文学形式和语言。

自然文学的渊源

自然文学作为一个概念产生于现代,可它却是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有其历史渊源。

应当说,自然文学的思想渊源不难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维吉尔(Virgil)。美国学者彼得·A. 弗里策尔(Peter A. Fritzell)与谢斯(Don Scheese)在各自有关自然文学的评论专著中,分别提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和维吉尔的《牧歌》对自然文学的影响。18世纪英国的自然史作家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博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Darwin)及20世纪的英国作家劳伦斯(D. H. Lawrence)等人,也对自然文学产生过影响。怀特的《塞尔伯恩博物志及古迹》(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urne,1788),影响了诸如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等自然文学的代表人物,被作为自然文学的首篇范文收入《诺顿自然文学文选》(The Norton Book of Nature Writing,1990)。美国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劳伦斯·比尔(Lawrence Buell)在其被誉为自然文学的权威性专著《环境的想象》(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1996)中,多次提到华兹华斯及达尔文对自然文学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劳伦斯的《美国经典文学研究》(Study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1923)在多部关于评论自然文学的专著中都被引用。

然而,鉴于美国作为“自然之国”和“新大陆”具有独特的文化背景以及其现代化程度发展之迅猛,自然文学必然会在这片土地上滋生并兴起。或者说,它是在美国特殊的自然和人文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因此,自然文学在美国最富代表性。

就美国而言,自然文学的渊源可追溯到17世纪第一批欧洲移民抵达美洲新大陆。当时他们面对的是一片陌生而广袤的土地。美国这种特殊的自然与人文背景决定了其国民对土地那种与众不同的情感与联系。对他们而言,只有认知了脚下的那片土地,才可能认知自我。自然而然,许多早期移居新大陆的定居者通过日记、旅行笔记和书信散文等独特方式,来从事确认、描述和解释外在事物的劳作,以求得对自我、对自己所处的土地及未来的认识。

17世纪的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的《新英格兰记》(Description of New England,1616)和威廉·布雷德福(William Bradford)的《普利茅斯开发史》(Of Plymouth Plantation)以“富饶的伊甸园”和“咆哮的荒野”的鲜明对比,描述了新大陆的“自然的影像”,从而使自然成为新大陆的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这些著作都是以描述性的散文体写就,其语言清新简朴,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为日后的自然文学独特的文体奠定了基础。

18世纪的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在他的《自传》(Personal Narrative)和另一部作品《圣物的影像》(The Images and Shadows of Divine Things)中,大胆地将内心的精神体验与外界的自然景物融为一体,以比喻的手法,表明上帝把整个物质世界造成了“精神世界的影子”。18世纪另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威廉·巴特姆(William Bartram)在其代表作《旅行笔记》 中描述了他在美国东南部荒野所进行的“孤独的朝圣”,形成了一种对荒野的审美观,从而使他本人成为第一位在欧美大陆文学界获得声誉的人和美国自然文学名副其实的奠基人。

如果说17、18世纪产生了自然文学的主题、文体和风格的奠基人的话,那么19世纪则出现了自然文学的思想与内涵的奠基人。以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的《美国风景散论》(Essay on American Scenery)及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论自然》等作品为例。科尔在《散论》中所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联系不是着眼于过去而是现在和未来。如果说欧洲代表着文化,那么美国则代表着自然。生长在自然之国的美国人,应当从自然中寻求文化艺术的源泉。正是基于这种思想,科尔创建了美国哈得孙河画派(The Hudson River School)并将“以大自然为画布”作为宗旨,从而使该画派的作品与美国自然文学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就爱默生而言,他的第一部作品便是《论自然》(Nature)。他改良了爱德华兹的观点,明确指出“自然是精神之象征”。他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同代、后代乃至当代的自然文学作家,成为自然文学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使“研习自然”和“认识自我”成为美国自然文学经久不衰的主题。

提到梭罗,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瓦尔登湖。他的著作《瓦尔登湖》(Walden)曾于1985年在《美国遗产》杂志上所列的“十本构成美国人格的书”中位居榜首。他被视为美国文化的偶像,美国最有影响的自然文学作家。他的精神被视为美国文化的遗产。而“瓦尔登湖”也成为众多梭罗追随者向往的圣地和效仿的原型。人们通常把梭罗视为爱默生的“圣徒”。但从现代的眼光看,梭罗在自然文学中所起的作用似乎比爱默生更胜一筹。梭罗不仅把爱默生的理论付诸实践,而且又比爱默生超前一步。他预见到工业文明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的观点。他在散文《散步》(Walking)一文中对荒野价值的论证在自然文学中产生了重大意义。

总之,在19世纪,爱默生的《论自然》和科尔的《美国风景散论》,率先为美国自然文学的思想和内涵奠定了基础,梭罗和惠特曼(Walt Whitman)以其充满旷野气息的文学作品,显示了美国文学评论家马西森(F. O. Matthiessen)所说的“真实的辉煌”。与此同时,科尔所创办的美国哈得孙河画派,则以画面的形式再现了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等人用文字所表达的思想。“以大自然为画布”的画家和“旷野作家”,携手展示出一道迷人的自然与心灵的风景,形成了一种基于旷野来共创新大陆文化的独特时尚和氛围。这种时尚与氛围便是如今盛行于美国文坛的自然文学生长的土壤。

自然文学的兴起

20世纪之前的自然文学有着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其作者对自然持乐观进取的态度,希望从中寻求个性的解放、文化的根源和精神的升华,但是他们的思索与写作的着眼点仍限于自然与自我或自然与个人的思想行为范畴。只是到了20世纪,随着诸如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John Muir)以及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等跨世纪自然文学作家的出现,自然文学才展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前景。这时的自然文学开始展示的是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人类与生态的和谐。

1962年雷切尔·卡森出版了《寂静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描述了滥用化学农药对生态环境和人类所造成的威胁,从而促使了第一个地球日的建立。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的《大漠孤行》(Desert Solitaire: A Season in the Wilderness,1968),以犹他州的沙漠为背景,传达出躁动不安的现代人对宁静的追求以及他对荒野与现代文明的思索;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的《汀克溪的朝圣者》(Pilgrim at Tinker Creek,1974),记述了作者在弗吉尼亚州蓝山的汀克溪畔对自然的朝圣和对传统的反思;巴里·洛佩斯(Barry Lopez)的《北极梦》(Arctic Dreams: Imagination and Desire in a Northern Landscape,1986),描述了他在北极的探险经历,以及人类所需要的外在和内在的两种风景;特丽·T.威廉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的《心灵的慰藉》(Refuge: An Unnatural History of Family & Place,1991),表现因20世纪50年代美国核试验影响而身患乳腺癌的一家三代女性,在盐湖边所寻求的精神慰藉;斯科特·R.桑德斯(Scott Russell Sanders)的《立足脚下》(Staying Put: Making a Home in a Restless World,1993),则提出自然文学一个普遍存在的主旨:怎样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土地。

正是由于20世纪的自然文学作家强调人类与生态共生存,因此他们便格外重视“位置感”。对他们而言,如果没有地理上的支撑点,就无法拥有精神上的支撑点。所以20世纪的自然文学是以在不同地理环境下、围绕一个共同的话题而写作的庞大的作家群来推动的,当然,他们各有自己的写作特色。

从广度而言,20世纪的自然文学已经不再局限于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自1992年在美国建立以来,之后分别在英国、澳大利亚及日本建立了分会。同时世界各国有关以探索自然与人类关系为主题的作家及作品也纷纷涌现。从深度而言,由于20世纪的自然文学作家大多掌握了自然科学和人类生态学的知识,他们无疑获得了比其前辈更深刻的洞察力。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威斯康星州一个被人遗弃的农场里,提出了“土地伦理”的概念,呼吁人们培养一种“生态良心”(The Ecological Conscience);艾比在没有人烟的西部沙漠中,提出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模式:对立—妥协—平衡。威廉斯则在盐湖边,呼吁人们视荒野为一种情感,像热爱一个人那样去热爱荒野。在当代自然文学作家的心目中,人与自然已不再是“我和它”的关系而是“我和你”的关系。他们认为已经没有一个单纯的自我,而只有与所生存的生态环境融为一体的自我(self-in-place)。他们所信奉的已不再是“优胜劣汰”,而是“共生主义”。

自然文学领域不仅新人新作层出不穷,而且在作为一种文学流派进行教学与研究方面也日趋成熟。近十余年来,先后有多部优秀的自然文学文选问世。如:《诺顿自然文学文选》《这片举世无双的土地:美国自然文学文选》(This Incomperable Lande: A Book of American Nature Writing,1988)及《论自然:自然、风景及自然史》(On Nature: Nature, Landscape, and Natural History)等。同时也出现了具有权威性的有关自然文学的评论专著,如:比尔的《环境的想象》、谢斯的《自然文学》(Nature Writing,1996)、弗里策尔的《自然文学与美国文化》(Nature Writing and America: Essays upon a Cultural Type)等。

目前,自然文学仍处于一种发展状态,各种新的名称也不断出现。除了自然文学之外,又出现了环境文学(Environmental Literature)和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但它们的宗旨和主题大致相同,同属一个思想创新领域。当然,对自然文学是否已进入文学主流的问题,批评界仍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文学已经有了它一脉相承的辉煌历史、富有活力的现在与充满希望的未来。

自然文学的理念与特点

可以说,当代自然文学,既继承了浪漫主义和超验主义的传统,又具有浓郁的现代色彩。从当代美国自然文学作品中,我们很容易看到浪漫主义和超验主义的影响,如对自然的崇尚与赞美、对物欲主义的鄙视与唾弃、对精神的崇高追求与向往。然而,由于当代自然文学兴起的时代,是人类社会进入高科技的时代,所以也难免附着某些现代与后现代主义的色彩,如无视偶像与蔑视权威、对自然既敬畏又怀疑的不确定性、某些作品中所显示的多种拼图的状况以及分界模糊的现象等等。然而,它既不是浪漫主义的再现,也不完全等同于后现代主义流派。它具有对传统的超越性,这是时代使然,也是无须多加证明的。

首先,从理念上来说,自然文学放弃了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提出了旨在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土地伦理”。“土地伦理”一语源自利奥波德的《沙乡年历》(A Sand County Almanac,1949)。利奥波德以一个生态学家的学识,讲述了土地金字塔、食物链等原理,说明人类只是由土壤、河流、植物、动物所组成的整个土地社区(The Land Community)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社区中,所有成员都有其相应的位置,都是相互依赖的。在生物进化的长途漂泊之旅中,人类只是与其他生物结伴而行的旅者。无论人类有着何种企图,自然永远会自行其道。为了跟自然同步,人类必须把自己与自然合为一体。为了证实人类是土地社区的组成部分,我们首先要学会在这个社区中互相尊重,互相爱护。他呼吁人们对于生态进行重新认识,对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有一种伦理上的责任感。他要人们“像山一样思考”,即从生态的角度,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保持土地健康的角度来思考,培养一种“生态良心”。利奥波德不仅呼吁人们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要有一种伦理上的责任感,而且还提出了“土地伦理”的行为标准:“任何有利于保护生物社区的完整、稳定和美丽的行为都是对的,反之则是错的。”美国文学教授及评论家谢尔曼·保罗(Sherman Paul),则把旷野里淳朴的自然景色之组合视为当代人类成功的标准。

其次,自然文学渗透着强烈的“荒野意识”。在自然文学中,对荒野的看法和认识贯穿始终。爱默生指出:“在丛林中我们重新找回了理智与信仰”;梭罗声称:“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缪尔认为:“在上帝的荒野里蕴藏着这个世界的希望”。利奥波德把从荒野中得到的精神享受视为一种比物质享受更胜一筹的高质量的生活,是一种像言论自由一样不可剥夺的人权。艾比则把荒野视为用以对抗文化的疯狂行为的缓冲地带。另一位美国自然文学作家奥尔森(Sigurd F. Olson)认为,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蕴藏着一种原始的气质,涌动着一种对荒野的激情。在自然文学的“荒野意识”中,包含了理性与感性的双重成分。就理性而言,荒野是人类的根基,是使现代人意识到他与自然界关系的提醒物,只有保持土地的健康,才能保持人类文化的健康。就感性而言,荒野寄托着一种情感,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因为心灵格外需要野生自然的滋润。“宁静无价”或许是身处物欲横流、动荡不安的现代社会中的自然文学作家对“荒野意识”最精辟的诠释。

正是基于上述理念,自然文学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突破文学以人类为中心的传统观念以及传统文学中战争、爱情与死亡那些经久不衰的话题,大胆地将目光转向自然,把探索与描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视为文学的领域并作为写作的主题。

我们通常说,文学就是人学。但是自然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学形式,在自然文学中,人作为主人公的概念被淡化,作品焦点是农村和荒野,而并非城镇和都市。这一点颇像美国哈得孙河画派“以大自然为画布”的宗旨及其作品。

比尔在《环境的想象》中专有一章来阐述人类对于主人公位置“主动放弃的美学”。他以奥斯汀的《少雨的土地》(The Land of Little Rain,1903)为例,说明奥斯汀在全书中始终把自然环境置于那些关于人的故事之上。她的主角是土地,更确切地说是它的水路地形,由于缺水而产生的生活方式,那种因缺水而把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栖居者,包括动物、植物与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自然文学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不是单纯的自然,也不是复杂的人类,而是一个为了同样需求而使自己适应于生存环境的,由动物、植物和人共同组成的不可分离的社区。我们可以说,通过这个社区,我们能够看到整个世界,甚至未来世界的缩影。

自然文学的文体和风格,使文学走出了“象牙塔”,因为自然文学作家访问的对象,如梭罗所言“不是一些学者,而是某些树木”。在自然文学作品中留下的,不仅仅是作者的笔迹,而且还有他们的足迹。因此,在自然文学作品中,我们注意到几乎每一个作家都以一方自己熟悉的土地为根基。这就是他们所强调的位置感。同时,这种与土地接壤的文学在语言方面也不同凡响,它使用的是与之相应的“褐色的语言”,那种朴实如泥土、清新如露水的鲜活的语言。自然文学作家希望自己的作品是自然而新鲜的。这一点如艾比所述,宁肯要表面的“鲜活”,也不要深沉的“死性”。正是由于自然文学这种新颖独特的文体、风格和语言,使得它像枝繁叶茂、形态各异的自然界一样,有着别具一格的魅力。

自然文学的风格又与艺术密切相连。如前所述,哈得孙河画派实际上是用画面的形式诠释了自然文学用文字所表达的思想。科尔的《人生旅程》(The Voyage of Life)以画面的形式再现了爱默生在《论自然》中的心灵旅程图像。科尔的另一幅画《河套》(The Oxbow)则隐含着梭罗的观点:人类对环境乐观的态度是一种荒野与文明的结合。研究美国文学及文化的学者、美国布朗大学的巴顿·L. 圣阿曼德教授(Barton Levi St. Armand),曾把梭罗的《瓦尔登湖》和《科德角》(Cape Cod)两部作品进行了比较,认为在《瓦尔登湖》和《科德角》中,人们可以看到与哈得孙河画派中的“彩光画法”最相似的风景表述。自然文学作品中,人们还会感觉到英国作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的那种“以文释画”(word painting)的美感,难怪有人称赞奥斯汀《少雨的土地》是以一幅幅以土地为主的“小风景画”的形式展现给读者的。这种文学与艺术密切相连的文学形式展现出中国唐代诗人王维作品中那种“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意境。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自然文学是以文学的形式,唤起人们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的意识,激励人们去寻求一种高尚壮美的精神境界,同时敦促人们去采取一种既有利于身心健康,又造福于后人的新型生活方式。其次,它强调人与自然进行亲身接触与沟通的重要性,并试图从中寻求一种文化与精神的出路。英国作家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曾写道:“文化的完美不是反抗而是宁静。只有当文化达到了某种深层次的精神之宁静时,它才真正达到了它的目的。”我们可以说,自然文学作家所追求的正是一种宁静的艺术。在美学上,这种文学展现了一种自然清新、别具一格的审美取向。阅读自然文学的作品,人们会感到一种流动的美感,一种精神的享受。从长远看,这一文学形式既是对以往人与自然关系的批评、补偿与反省,也为今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指出一条路,并提供大量试验与创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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